延政勋:“港独”究竟是个什么鬼?

  国际先驱导报4月19日报道 从2014年9月爆发“占领中环”到今年2月“旺角暴乱”,不到两年间香港发生的种种乱象中,几个传统“民主党派”与新兴“本土分离”组织的“阴谋”终于蜕变成了“阳谋”,他们极力鼓吹推动的“政治目标”也终于合流了——3月28日,一批香港青年宣布成立“香港民族党”,主张建立“香港共和国”。此说一出,随即遭到强烈谴责。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港独”言行:我们认为香港极少数人成立“港独”组织的行为危害国家的主权、安全,危害香港的繁荣稳定,危害香港的根本利益,是包括700多万香港市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也已严重违反国家宪法、香港基本法和现行有关法律,我们相信香港特区政府一定会依法处理。我们注意到香港特区政府已依法拒绝该组织的注册,特区政府的这一做法是恰当的。

  尽管“港独”不是香港主流民意,也绝无可能实现,但它对香港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对青少年的思想毒害,却不可小觑。“港独”这个毒瘤究竟有什么特征?如何认清它的本质并不养痈为患?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近五年来,极端“港独”思潮蔓延

  “港独”一词跃见媒体报端的时间并不长,屈指算来不过数月,但其意识形态演变和思想渊源,早已存活数载。

  往远说,香港部分人的“殖民主义”心态,并没有随香港主权回归祖国近20年而有所改变。英国统治香港百年,对港各方影响根深蒂固,有人留恋殖民时代的香港,亦不足为奇。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不满“一国两制”、《基本法》和社会主义中国。总之,凡中国的、回归后的、中共的都反对;凡英美的、殖民时期的、西方自由民主的都赞成。

  必须坦率地说,这部分人虽占香港总人口比例有限,但也不是“少数”,更非“极少数”。当中也分两类:一类是对殖民宗主国怀有刻骨铭心崇拜情怀的“知识精英”,只要有表达空间、有行动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表达对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的不满,宣泄对殖民宗主体制的迷恋。他们中有些成为后来“港独”势力的有力宣传者、支持者、参与者甚至是“核心骨干”;另一类是对现时香港特区政府政策或施政不满、在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受益少甚至损益的市民。当他们的既得利益受损或个人事业受困时,往往会简单地把问题归咎于特区政府,盲目认为所谓“制度差异”是导致问题丛生的根源。加之近年内地访客增多,上学、生育、住房甚至包括购买奶粉都受到冲击,于是一些人对“非本地居民”产生厌恶。尽管他们不会认同或接受“港独”极端思想,但也期待出现与北京、特区政府对抗的政治势力,帮他们改变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的思想意识似乎更符合“东方主义论”鼻祖爱德华·萨伊德观点。萨伊德曾对摆脱殖民统治的东方国家治理提出过一个重要警告,即“后殖民社会必然会受到各式各样的、或明或暗的新殖民主义剥削与支配,无一可以幸免”。笔者认为,部分“怀旧”港民或许错误地认为,今天的香港也正经历所谓“新殖民主义的支配”。

  与百多年的香港殖民地心态或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相比较,极端“港独”思潮的形成与蔓延不过是五年前的事情。香港学界普遍认为,最初探讨香港应“寻求更大更多自治权”思想理念的首个代表人物,当属学者陈云,其《香港城邦论》(2011年出版)也被视为是随后少数极端“港独”分子依此演绎、传播“港独”言论的重要理论来源。必须指出,尽管《香港城邦论》中并未出现过“港独”字眼或鼓吹“港独”,但作者言词中对“一国两制”的不满、对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关系的不满,甚至对内地新移民的不满,贯穿全书随处可见。因此,《城邦论》被视为为“港独”势力在理论上鸣锣开道绝不为过。

  目无法制,歪曲“本土”概念

  目前来看,可以被定性为“港独”组织(党团)或“港独”人士的标准,主要有三个:明确提出、制定和鼓吹“香港独立”、“香港建国”等政治主张的组织或个人;积极宣传、组织、策划和参与“港独”、或以“港独”为目标的“社会公投”、“主权自决”活动,并主张或实施以“暴力”、“公民抗命”等极端方式争取“港独”、“公投”或“主权自决”的组织或个人;勾结、借助外国反华势力推动“港独”的组织或个人。符合这三项标准的“港独”组织包括“香港众志”(4月10日新近成立)、“香港民族党”、“本土民主前线”、“热血公民”、“社民连”等,而参加并支持、认同和实践其组织纲领的人,都可以认定为“港独”分子。

  “港独”的性质非常明确。尽管他们的组织不少、成员品流复杂,但有六个共有的最基本特征:

  第一,诉求鲜明。无论是公开宣称还是默认支持,凡“港独”者均把“香港独立”、“建国”立为宗旨。例如,“香港民族党”以“建立独立自主的香港共和国,脱离中国殖民暴政,令港人重回正常生活”为终极目标;“学民思潮”除积极鼓吹“港独”政念外,还策划推动“公投自决”;“香港众志”甚至直接叫嚣“2047年完成独立建国”(他们错误地把2047年当作中央提出“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最后一年)。

  第二,目无法制,知法违法。这些组织或个人均公然藐视和违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特区《基本法》、香港《刑事罪行条例》和香港《社团条例》等法律。就违反香港本地法律而言,《基本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第二十三条也明确指出“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等行为”。香港《刑事罪行条例》第九条和第十条均列明,任何人企图或准备做出煽动意图,包括发表煽动文字、刊印发布展示煽动刊物、煽惑他人使用暴力而引起对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憎恨、藐视或叛离等,都属违法;香港《社团条例》第五条规定本地社团须于其成立后一个月内向警务处社团事务主任申请注册或豁免注册,否则社团骨干就属违法。日前,“香港民族党”试图注册未能成功,本身说明该党“港独”主张已属违法,因而遭到警方严正拒绝。

  第三,歪曲“本土”概念。“港独”组织或个人均窃取“本土化”概念,偷梁换柱塞入“港独”内涵以此蒙骗市民,试图延展“港独”的社会认知面。必须强调的是,香港历史上的“本土意识”绝不是“港独意识”。传统的“本土意识”实质是“乡土意识”,也从未排外求独过(详见本报第10版)。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流行文化,包括影视作品、舞台剧或流行歌曲等,大都除了具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元素外,也充分展示香港地方特色文化,很多作品更是爱国爱港经典。如电影《屈原》、《精武门》、《大侠霍元甲》等,而歌曲《我的中国心》、《中国人》更是唱响祖国大江南北。然而,少数别有用心怀揣政治企图的文化政客,利用香港人世代提倡、弘扬和强化本地“特色的”文化和港人“特别的”艰苦创业精神的“本土意识”,将其歪曲成“香港独到独具独占”的、与外界毫无关联的“独立分离意识”,并以此为“港独”的核心认知。上述曾提及的《香港城邦论》就是打着“本土意识”幌子鼓吹“城邦自治”的典型。此外,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近年也盗用“本土化”宣传“港独”意识。《学苑》惯于用“本土化”包装“分离化”,俨然成为鼓吹、煽动“港独”的急先锋,其“暴力争取独立”的主张已在不少青年学生中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勾连外部势力,暴力偏激

  第四,勾连外部势力,乱港祸国。勾结国外反华势力是“港独”组织另一共有特征,他们对外卑躬屈漆,对内气焰嚣张,凡国外反华势力,如政府、议会、党团、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情报机构等,都是他们建立关系串联活动的对象,有的还是他们活动经费的直接来源地。前不久,香港大学举办题为“港独与台独:公投制宪与独立的关系”论坛,举办者邀请台湾“台独”学者梁文韬进行现场“交流”,公开为“港独”出谋划策;“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日前宣布,将在本月底前往印度拜会达赖;“香港众志”骨干罗冠聪也宣布将赴菲律宾会晤台湾“太阳花学运”领导人、“台独”分子林飞帆,声称将他们的经验带回香港。”此外,一些支持“港独”的“泛民派”立法会议员更是英、美议会的座上宾,经常与外国反华政治势力串通谋乱。

  第五,暴力偏激,手段凶狠。“港独”分子不仅思想极端,行为也越来越暴力,甚至有人公开叫嚣“以武力争取独立建国”。从“占中”、“旺角暴乱”,到冲击大学校董会、冲击立法会,每次“港独”组织都会精心策划、指挥行动,而且完全罔顾市民、警察安全,用砖头、棍棒、易燃物和利器殴打现场维安警员,即便对身边老人、妇女儿童也视而不见。去年底在香港某处围堵内地买客时,暴徒竟当着孩子的面将老人、母亲推翻在地,拳脚相加,对上前劝阻的市民大声辱骂,完全是一伙暴徒行径。最令人担忧的是,暴乱分子行为已经犯法,但香港司法机关屡屡让他们逃脱法律制裁。例如,警方拘捕的“旺角暴乱”76名参与者中,有43人被警方以“暴动罪”检控,但4月7日在某区裁判法院提审时,其中10人却因“无足够证据证明他们有参与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而被控方撤控当庭释放。面对香港社会秩序和司法制度屡遭破坏冲击时,司法部门依法办案的成效及打击违法乱港、严惩不法分子的力度,却备受香港各界质疑。在不久前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明确指出:对于冲击法治底线的行为,绝不能姑息。这是对香港分裂主义势力和“港独”叫嚣发出的严正警示。

  第六,青年为多,企图参政。参加、认同和支持“港独”理念的人以青年或学生居多。据港媒报道,“香港民族党”成员平均年龄20多岁,包括大学生、刚毕业人士、专业人士等,其中学生约占一半。除年龄越来越年轻化外,他们大都有意参政参选,特别是对今年9月举行的香港立法会议员选举,很多“港独”骨干正在备战,扬言“如果打着香港独立名义都可以选入立法会,那将让世界震撼”。值得警惕的是,2月底立法会新界东区补选一个议席,“本土民主前线”参选人梁天琦以逾6.6万张选票当选,反映出即使选民反对暴力“港独”但对本土分离势力仍具同情甚至支持,这对9月立法会选举构成影响。由于“港独”思潮蔓延迅速,而社会各种深层次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激化,年轻一代对国家、身份认同存在误区,因此很容易受到“港独”意识影响。这不仅是香港回归后教育的失误,也是特区政府对青少年学生实际引导与管控能力的缺失,实在令人担忧、深思。(作者系凤凰卫视评论员)(本报特约撰稿发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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